梅花运动服经典国货沉浮录

　　2009年10月，天津南开区，南泥湾路。相比四周洗浴店、饺子馆花花绿绿的店招，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(下简称梅花厂)经销部的蓝白色招牌，在阳光下更显老旧。

　　你或许很难想象，这排绵延数百米的临街铺面，全是由一家工厂的围墙改建而成的。昔日的中国运动服装开山鼻祖，如今却沦落到依靠出租车间，以及想方设法改建门面来聊以度日。

　　在那间不到50平米的梅花经销部，销售区和厨房被一道塑料门帘简单隔开。54岁的于三羊站在玻璃柜台前，将为数不多的蓝背心、运动服一一展开，再小心翼翼地挂上展示架。这样的动作于三羊天天重复，虽然每月销售额从未超过500块，可他依旧干得一丝不苟。

　　于三羊已经在梅花干了37年了。如今他的经销部门前冷落，而互联网上关于梅花的怀旧潮却热得离谱。北京、上海的潮流青年们将这种小时候穿过的运动衫追捧为新时尚，“潮人”们甚至穿着梅花不远千里来天津“怀旧”，只不过，他们几乎都要遭遇于三羊的“当头一棒”——你们身上的“梅花”，是假的。

　　原来，运动衣厂早在十年前，便已经停止生产梅花，转而生产保暖内衣。即便是于三羊经销部里卖的，也全都是当年的库存。而那些微微泛黄的塑料包装袋，竟然还是40年前的……

　　青春得志而晚景凄凉，这一切实在是恍然如梦。

　　试问天下 谁比梅花

　　1972年秋天，电影《泥人张》里的男主角于三羊，面临着人生的两种选择：一是继续拍电影，争取有朝一日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；二是通过熟人的关系，进入当时火爆得不行的梅花厂搞销售。

　　于三羊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。即使多年后的今天，他和妻子每个月的收入加在一块只有1000多元(厂里负责上养老保险，但于三羊还有三年才能办理退休拿到退休工资)，但当记者问及他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时，于三羊依旧不假思索地说不。

　　老一辈梅花人怀揣着工人阶级的自豪感，饱尝计划经济的红利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眼中的梅花并非一件简单的服装，而是中国精神的一种象征：许海峰穿着它领取中国人的第一块奥运金牌；郎平穿着它叱咤排坛；甚至连朝鲜代表队也穿着梅花出现在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……

　　置身这种巨大的光环，就好比就职于今天的苹果、微软，梅花人自然风光无限。

　　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，梅花迎来企业史上最鼎盛的十年。职工达1500多人， 年产值保持在一个亿左右，仅福利分房厂里就分了三次，全厂60%的工人都分到了房子。“单元房位于天津市最繁华的地带，周围住的全是市里的大领导。”

　　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月，几乎每个梅花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意识：梅花不单是天津的梅花，更是全国人民的梅花，只要中国人还要穿运动服，那么，“国家是不会让它垮掉的。”

　　几招臭棋 霜打梅花

　　梅花俨然成了天津工业的一个符号，一面旗帜。然而但凡具备符号意义的国企，在那个时期往往会在上级部门的干预下，履行它的社会职能——兼并当地亏损企业。可惜这种充满包办意味的“拉郎配”，几乎都以悲剧告终。而梅花即将迎娶的新娘，是和它八竿子打不着的渔网厂。

　　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梅花在计划经济的护佑下一骑绝尘，国内能与之抗衡的只有同样享受了这种护佑的上海三枪和青岛蓝天。然而，随着耐克、阿迪分别于1982年和1997年抢滩中国，“上青天”一统天下的局面骤然作古。一个足以反映攻守双方态势演变的代表性事件，发生在1987年。

　　1987年的广州全运会，赛场周边五花八门的广告牌以及年轻模特身披的广告绶带，让中国体育服装产业第一次有了浓浓的市场味。梅花牌拿出100多万元赞助全国所有运动队的参赛服，即便当时的梅花如日中天，却依旧吃力。而耐克不仅免费提供训练服，还一掷千金赞助运动队的训练、生活费用。这种豪气干云的赞助手段背后，耐克在中国影响力扶摇直上。

　　梅花的对手不仅仅是耐克，一些本土民企也开始群体性发力，晋江军团和广东军团破壳而出，为梅花的最终衰败埋下伏笔。一个值得玩味的故事发生在1988年，刚刚从汉城奥运会上退役的李宁来到天津，提出让梅花厂为李宁牌代工。只不过，要想一个高高在上的国企为民企贴牌，在当年无异于天方夜谭，李宁败兴而归。

　　然而三年后，事情却有了惊人的续写。

　　梅花厂厂长李钜泽突然辞职，而他辞职后的下一站，正是远在广东的李宁运动服装公司总经理。厂长出走，引起整个“梅花厂”的剧烈震荡。而这种震荡，不单是因为少了一个厂长，更多还是对自己“国企信仰”的冲击。当时，全针织运动衣厂工资最高的是一位八级钳工，省吃俭用多年终于成了全厂第一个“万元户”，这个纪录在厂内外传了好久。但“李宁从香港请的设计师，年薪起价便是十几万元。你说这不是一种讽刺吗？”

　　曙光初显 再遭重击

　　李钜泽的接任者王群励，至今仍执掌着企业帅印。只是相比历任梅花厂长，今年已58岁的他身上更突出的特质，应该是悲情。

　　1994年，其宣布暂停生产梅花运动服，转而进军在当时尚属新生事物的保暖内衣。这种名为费米利的保暖内衣一年后受到了市场认同，一年两季订货会生产量上去了，职工们的信心也恢复了。除此之外，梅花还准备与意大利人合作上马一个服装助剂项目，这种可以让涤纶产生羊毛质感的助剂，同样也被视为梅花打赢翻身仗的助推剂。

　　然而恰恰就在王式改革最为关键的时刻，梅花再度风云突变。

　　助剂项目紧急叫停，保暖内衣不温不火，厂里开始减员增效，职工大批下岗。发工资的时间变得很不固定，再后来，每当有发工资的消息传来，厂里都像过节一样，大家奔走相告，心里却分外酸楚！

　　更让一些老梅花人痛心的是，两年时间，他们从德国、日本引进的设备被卖了三分之二。“这些可是上世纪80年代初进口的设备，当年就花了1000多万元，整个北方就只有梅花一家有。”除此之外，厂区北面三层楼将近上万平方米的仓库也基本被卖空了。“那时候发不出工资，工人开始闹，东亚于是把梅花运动服拿到厂门口堆着卖，五块钱一套。然后就用这个钱来发工资。”

　　1998年底，梅花已经奄奄一息。那些有门道的年轻人要么转行，要么被南方的民企高薪挖去，剩下没走的，多半是冲着国企的牌子想熬到退休了事。而东亚显然也被这副烂摊子消磨得筋疲力尽，最终选择了退出。

　　更何况，一个人一生能有多少豪情壮志？一个企业又能有多少卷土重来的战机？梅花错过了太多也失去了太多，它衰败了。

　　十年艰难 回天无力

　　2009年10月的一天，记者来到位于南泥湾路的梅花厂区，将近120亩的厂房依旧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模样。车间里挂着一幅白底红字的纸质标语，上面写着“把握形势，迎接市场挑战”，木壳的空调挂机无声地倾诉着过往的辉煌，而在车间外，一只小狗正在马路上肆意游荡。

　　120多亩的梅花厂此刻更像是一个袖珍的“工业园”，诸如“腾飞服装公司”、“仕嘉服装公司”等十多家不同名头的小公司散落其间。这些公司有的从外贸公司接单做代工，有的则给天津的各大中小学校做校服。这些公司的掌门人，大都是原针织运动衣厂的员工。从2001年到今天，梅花厂以承包车间和出租厂房的方式艰难生存着。

　　只是年轻人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今天能买到的梅花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梅花。

　　对于那些侵权使用梅花商标的企业，何光萤曾酝酿过一次打假，但被于三羊和李梦强拦住了。“第一是没钱，出去打假打官司至少得花十几万吧，再说人家仿冒你梅花至少还能让消费者想起这个品牌，从这角度上我们还得感谢人家！”

　　这真是一朵带刺的梅花。对于那些将一生都奉献给运动衣厂的老职工来说，他们此刻痛心的不单是收入，更多还有内心深处对于这个品牌的感情。那是一种穿越在青春得志与晚景凄凉间的真正失落。

　　可叹的是，近五年来这个霓虹灯再也没有亮过，而烟囱也早已不再是天津的最高建筑了。

　　就在记者即将离开梅花的时候，于三羊从他的玻璃柜台里取出一件梅花运动衫，“这是这个款式的最后一件库存了，再也没有了……”